宋之亡

    公元960年,后周大将赵匡胤发动兵变,黄袍加身,夺取了柴氏的江山,建立了北宋。其后,赵匡胤以及群臣制定了“先南后北”的战略,通过南征北战,除了北汉和辽国手中的幽云十六州外,终于实现了中国的初步统一。

    天下初定,终于到了“从打江山到坐江山”的时代。北宋未来该怎么走,成了宋太祖的心病。赵匡胤虽然是武人出身,但是已经看到了武人当权弊病。他特别不想看到五代十国的情景重演,更不想看到某个武将像自己一样,篡夺他人的江山。于是,宋太祖和群臣制定了“崇文抑武”的战略,抬高文官的地位,在国内大兴儒学。同时极力压制武将,削除他们的兵权。赵匡胤深谙权谋,利用“杯酒释兵权”这样巧妙的手段,夺取了高怀德等宿将的兵权。功臣集团的兵权被夺取后,赵匡胤终于可以大刀阔斧地进行制度改革,建立起“以文制武”的政治体系。

    首先,北宋统治者与士大夫文官集团建立了联盟,极力抬高文人的地位c荣誉以及待遇,形成了“与士大夫共治天下”的局面。赵匡胤甚至还立下祖制,不得杀害士大夫。北宋对文人的重视,可见一斑。

    其次,北宋统治者建立“以文制武”的军事制度,利用忠于自己的文官来压制武将。军事长官的位置,往往由并不精通军事的文官掌握,而以军事为主业的武将却处于附属地位。因此,武将在朝中逐渐边缘化,甚至成了文官警惕与鄙夷的对象。例如北宋大将狄青,他在边境屡立战功,并因功劳升任枢密使,这在北宋武人中是很少见的。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功勋卓著的将领,仍受到文官的鄙视和排挤。一次,韩琦因故要杀狄青的爱将焦用,于是狄青赶紧为焦用求情:“焦用有军功,好儿。”韩琦却轻蔑地说:“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乃好儿,此岂得为好儿耶!”就在他面前把焦用杀了。狄青见自己受辱,不禁气愤地说:“韩枢密功业官职与我一般,我少一进士及第耳。”虽然韩琦和狄青都是枢密使,但是因为文人和武官的身份,地位却大不一样。面对这种情况,欧阳修曾说:“大凡武臣尝疑朝廷偏厚文臣,假有二人相争,实是武人理曲,然终亦不服,但谓执政尽是文臣,递相党助,轻沮武人。”

    最后,北宋的统治者极力控制武将的兵权和军事自主权。北宋确立了内重外轻c守内虚外的国策,将绝大多数军队集中于中央,消弭边将造反的可能。同时,北宋通过制度建设,分割了武将的兵权。北宋的枢密院主掌调兵之权,三衙(殿前都指挥司c侍卫马军司和侍卫步军司)拥有掌兵之权。每遇到战事,皇帝临时派遣将领出征,谓之“率臣”。有人诟病此制度,造成“兵不识将,将不识兵”的局面,是造成宋军屡败的重要原因。但笔者认为,很多人显然夸大了“兵将分离”的害处。宋以后的王朝,如明清两朝,同样运用兵将分离的制度,但是并没有造成战争的失败。然而,北宋的另一项惯例,却严重影响了宋军的战斗力,那就是“决策御中”。

    在具体战斗中,武将没有行动自主权,排兵布阵必须依据皇帝亲授的阵型图。“将在外,君命有所不受。”战争的形势瞬息万变,远在千里之外的皇帝又如何能得知。一个呆板的阵图,如何能保证战争的百战百胜?这项制度的发明者宋太宗也是武人,他当然也知道其中害处。但是为了治御武将,宋太宗还是发明了这种奇葩制度。这种制度通过削除武将的自主权,让他们变得循规蹈矩c小心谨慎,从而不敢作乱。宋太宗曾说:“朕选擢将校,先取其循谨能御下者,武勇次之。”很显然,宋太宗对于武将的要求是听话,打胜仗反而还是次要的。

    北宋的武将受到来自皇帝和文臣的层层压制,有屈不能伸,有志不能行,最终逐渐归于平庸,甚至于背叛。兵熊熊一个,将熊熊一窝。这样将领的军队,如果能够消灭敌国,那简直就是奇迹了。

    北宋的“穷兵黩武”

    所谓的“穷兵黩武”,指的是“不顾一切,任意发动战争”,热衷于用战争解决一切问题。在汉唐的某些时期,如汉武帝以及唐玄宗,都可以用穷兵黩武来形容。而我们的宋朝也可以这么形容。

    在大众眼里,宋朝是软弱妥协的代表,向异族交纳岁币祈求和平,是对宋朝最为深刻的印象。而屈辱求和,又是我们从宋朝身上听得最多的词汇。这样的王朝也能穷兵黩武?

    的确,宋朝在很长一段时间会给人以“和平主义者”的印象。然而从本质而言,这不过是宋朝遭受灾难性失败的假象。在很多时候,宋朝不仅敢战,而且好战。北宋建立于唐朝的废墟之上,但领土却要比唐要小很多,宋朝只不过完成了“小天下”的统一。辽所占据的幽燕,西夏所占据的河西以及独立的交趾,都是宋人心中必须恢复的故土。此外,盘踞于汉唐故土的蛮族势力,可不会任由宋人宰割,相反他们还会主动出击,威胁宋朝的国家安全。占据幽云的辽国威胁着华北平原,他们的铁骑越过黄河,旦夕之间就可以到达开封;而占据河西的西夏,又时刻威胁着关中地区的稳定。

    为了夺回失地,防御游牧敌人的进攻,更为了抵御国内的起义与叛乱,宋朝维持了一支不断膨胀的军事力量。在宋仁宗年间,宋朝的禁军已经达到百万之多,要知道这些军队都是不事生产的职业兵。所以在宋朝,军费往往占据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,到战争时期甚至要占七c八成。这支庞大的军队,就是宋朝与外敌相抗衡的资本。

    笔者之所以说宋朝是穷兵黩武,并不是因为其与辽c西夏c金国的战争行为。收复故土,从游牧民手中保卫国土是非常必要的,是“义武”,而不是穷兵黩武。然而,宋朝在与游牧民族的战争中,往往表现得相当轻率,显示出十足的军事冒险主义,十分缺乏计划性和战略性。而这种缺乏深思熟虑的冒险主义,是宋朝战争失败和灭亡的根源。所以我才说,宋朝是穷兵黩武。那么宋朝到底经历了几次军事冒险呢?

    宋朝的军事冒险

    终北宋一朝,其军事冒险主要分为三阶段。

    第一阶段是宋辽战争时期。宋太祖赵匡胤深知辽国的厉害,曾经想用巨量的金钱,从辽人手中买回幽云十六州,以求得和平解决宋辽争端。

    但宋太宗上台后,得位不正的他急于通过军功立威,于是改变宋太祖的政策,决心用武力夺回幽云十六州,这显然是一种没有深思熟虑冒险行为。宋太宗首先攻灭了辽国的附庸北汉,并乘胜攻入辽国地界,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宋辽战争。宋太宗两次北伐幽燕,但都先胜后败,功亏一篑。两次战争,宋军都伤亡数万人,丧失了精锐的老兵,损失相当大。从此,宋军似乎患上了契丹恐惧症,在与辽的作战中落于下风。

    1004年,萧太后和辽国皇帝组织数十万大军,深入宋朝地界,兵临黄河边的澶州,宋朝面临灭国之危。宋真宗在寇准的建议下御驾亲征,深受鼓舞的宋军在澶州城下挫败强大的辽军。于是辽国见好就收,与宋朝签订了澶渊之盟,两国约为兄弟之国。从此宋辽形成均势,两国维持了近100多年的和平。

    从宋真宗年间开始,北宋进入了内部整顿阶段,希望通过发展经济,来实现国内的稳定。与北宋类似,西汉与唐朝都曾在初期面临优势的外敌,也都选用了暂时对敌屈服的政策。西汉和唐朝运用中原优越的经济条件,很快建立了对外敌的巨大物资优势,最终反客为主击败对手。澶渊之盟后的北宋,本来也可运用此策略,然而宋朝却没有。宋朝统治者决定维持现在的和平状态,将收复幽燕的梦想埋在了心里。

    宋真宗与宰相王旦谈及议和问题:“方今四海无虞,而言事者谓和戎之利,不若克定之武也。”王旦当即劝说道:“止戈为武。佳兵者,不祥之器。祖宗平一宇内,每谓兴师动众,皆非获已。先帝时,颇已厌兵。今柔服异域,守在四夷,帝王之盛德也。”宋真宗深以为然。继承宋真宗登位的宋仁宗,也与其父宋真宗持有相同的观点。认为国家的祸患主要在内部,外敌不过是次要问题。

    宋真宗和宋仁宗的“修文”政策自然没错,在他们的统治下,国家的财富的确得到了较快增长。但是他们的“偃武”政策,却非常的短视,在契丹c党项等外敌没有平定的情况下,就自废武功,无异于开门揖盗。宋朝承平已久,迅速出现“将士惰偷,兵革朽钝”的情形,宋军本来就不强的战斗力,极速下滑。

    宋朝文恬武嬉,疏于戒备,最终导致河西军阀李元昊的反叛。李元昊悍然称帝,立国号为西夏,并且不断骚扰宋朝的边境。宋军迅速出动,集中大量兵力投入到对西夏的战争之中。从此宋朝的军事冒险主义进入了第二阶段。

    从表面上看,西夏与宋并不在一个级别。无论是财力还是人力,西夏都不及宋朝的百分之一。在与西夏的战斗中,宋朝都是兵多将广,物资c器械堆积如山。然而长期”偃武“以及对武将的压制,终于造成了恶果。宋军兵多而不精,兵器质量十分低劣,甚至不及西夏这个小国。同时,由于武将长期被压制,加之宋朝开国的宿将逐渐去世,在将领方面出现青黄不接的局面。当时的将领多是怯懦无能,素质低下之辈,当面对强悍的党项骑兵时,结果可想而知。

    在战斗中,李元昊使用诱敌深入之计,佯装败退。而宋军犯了”冒险主义“的老毛病,居然轻装疾追,结果无一例外地被李元昊杀得大败。宋军连续在三川口c好水川c定川寨遭遇惨败,人员器械的损失可以用骇人的来形容。打不过辽国也就算了,现在连小小的西夏也打不过,北宋朝野哗然。这次失败,堪比后来中国在甲午战争的失败。

    在惨败之下,北宋突然进入了“朝野皆谈兵”的奇怪时期。朝廷放弃了“偃武”政策,放开舆论,鼓励国人进献御敌良策。在这种情况下,从前耻于“言兵”的士大夫,纷纷就前线军事态势发表看法。如范仲淹c欧阳修c文彦博等人,都提出自己对于西夏的军事策略。

    为了击败夏国,在宋神宗支持下,名臣王安石开始主持了富国强兵的变法,并且初见成效。然而,宋军积弊已深,不是一场变法就能彻底解决。

    在王安石变法初步取得效果后,宋神宗欲修汉唐故事,将矛头不仅指向西夏和交趾。不想,交趾探明宋朝有”图己“之意,遂以去除王安石暴政为名,悍然对宋朝边境发动进攻,屠杀边民近10万人。其后宋军反击,但由于瘟疫流行,并没能彻底收复交趾。

    在宋夏战争方面,宋军自恃强大,遂主动出击。宋神宗信心满满,然而现实却给了他当头一棒。宋军轻敌冒进,受到了西夏人的埋伏,遭到了一连串的惨败。在现实面前,心灰意冷的宋神宗被迫放弃对西夏强硬的政策。

    从宋哲宗到宋徽宗年间开始,北宋进入了军事冒险主义的第三阶段。这个时期,王安石变法的成果逐渐显现,宋军军力和财力得到了显著提升。

    在对西夏作战方面,宋朝已经恢复了攻势。此时的宋夏战争,再说宋朝是冒险主义是不公平的,宋朝君臣采取了断其羽翼,稳扎稳打的作战方针。公元1068年,北宋对西夏侧翼的河湟地区发动攻势,并在王韶的指挥下开地千余里,收复了唐朝丢失于吐蕃的部分领土。北宋凭借强大经济优势,在西夏国境线上大筑堡垒,逐渐蚕食西夏的领土。西夏为了摆脱不利的局面,被迫主动出击,最后败在了平夏城下。随后,宋军在童贯的带领下,攻占西夏的横山天险,陷党项人于灭国的边缘。

    西夏方面的战事很顺利,在辽国方面,宋朝迎来重大机遇。原来辽国在女真人的打击下,已经奄奄一息。宋徽宗君臣认为,这是夺回幽云十六州的好机会。宋朝背叛盟约,转而与女真人签定”海上之盟“,共同攻辽。随即,宋军拼凑起十数万军队,向幽云十六州进发。由于缺乏对于幽州的作战计划,宋军甚至满以为该地的汉人会箪食壶浆以迎王师。结果没想到,宋军并没有得到当地人民支持,以优势兵力反被辽国的残余杀得大败。

    宋军落井下石讨伐辽国,不仅是一个无耻至极的背盟行为,而且是一个愚蠢无比的策略。宋朝没有想到,在攻取幽燕后,面对的将是更强大的女真人。宋朝被辽国残余击败后,女真的金国人重复见识到宋朝的虚弱,遂大举进兵,两次包围了开封,最终制造了”靖康之变“的奇耻大辱。

    宋朝是个“自废双臂”的好斗者

    宋朝既“崇文抑武”,同时也“穷兵黩武”,最终造成了极大的后患。宋朝时刻面临着战争的危险,使其不得不重视战争。然而,宋朝却轻视战争的绝对主角——武将,唯恐他们像唐朝c五代的前辈一样,犯上作乱。宋朝对于武将的过分压制,其实是种矫枉过正的行为。在战乱频仍的时代,更是一种自废双臂的行为。宋朝就像是一个好斗的人,面对强敌却切掉了自己赖以御敌的双臂,最终的结果自然是耻辱性的失败。

    北宋灭亡后,南宋继承了其既”穷兵黩武“又”崇文抑武“的政策,丝毫没有吸取前者的经验。为了防范武将,宋高宗甚至杀害了精忠报国的岳飞,做出了自毁长城的悲剧。宋高宗之后,南宋曾两次北伐,但每一次都是轻敌冒进,被金人杀得大败。不仅没有报仇,还获得了更加耻辱的待遇。宋人无能的表现让金人非常鄙夷,即使他们被蒙古人攻取半壁江山。在灭亡前,金哀宗仍揶揄宋朝。他认为自己只要带3000甲士,就可以横行江淮。

    在金国灭亡前,南宋又重演了北宋灭亡的愚行,帮助强悍的蒙古消灭了金朝。为了收复失地,南宋又冒险实施端平入洛的战略,结果中了蒙古人的埋伏。精锐的宋军在此役,不仅没有收复一片领土,反而全军覆没。哲人说“前车之鉴,后事之师”,宋朝很显然不懂这一点,终于成了一个整体性亡于异族的王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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